《杀人回忆》：正义与理智的博弈
发布者:红魔|发布时间:2014-06-11 11:23:29|来源：|点击：10|分类:微资讯 >

电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善恶有报，邪不压正，电影中这些正面的观念会捋顺我们的思考节奏。而《杀人回忆》的故事，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故事从一望无际的麦田开始，妙龄女子被残忍地杀害在水泥管子中，影帝宋康昊饰演的朴警官负责此案调查，很快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喜欢跟踪女性的弱智少年身上，而所谓的“调查审讯”其实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威胁和他同事乔警官的拳打脚踢。

在法律还不太健全的古代，没有那么多可以用来侦查审讯的技术，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严刑逼供，夹手指、割舌头、烙刑等都是“有效”的手段。直到1764年，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写出了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即在法官正式宣判之前，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为是无辜的，应该被当作无罪之人对待，这对欧美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在现今社会并未深入人心。

回到影片来，在严刑拷打之下，弱智少年光昊被迫认罪，直到另一位汉城的高级督察徐警官的到来。徐警官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强大的心理分析能力，他很快通过证据指出可怜的弱智儿光昊不可能完成这样精心策划的杀人，并与朴警官和乔警官分析一切蛛丝马迹来侦破此案。可随着雨季的来临，凶手愈发丧心病狂，又有数位女性被害，在舆论和上司的巨大压力下，朴警官和徐警官却还在因为办案理念的不同而争吵不休。很快，一切线索指向了一位技术工人朴兴圭，在这个人身上，几乎所有的疑点都可以解释通。朴警官急不可耐地要定他的罪，可由于证据不足，在舆论压力下又不敢刑讯逼供，只好将朴兴圭释放。可就在当晚又有一位女学生遇害，这位女学生几天前还和徐警官相谈甚欢，这让徐警官怒不可遏，他一失往日的冷静平和，愤怒地对朴兴圭拳打脚踢，这时美国的检验报告出来，受害人身上的精斑和毛发和朴兴圭并不符合，也就是说朴兴圭并不是真凶，徐警官彻底失去了理智，举枪射向了朴兴圭，却又被一向暴躁的朴警官制止。

影片的结局让人心酸，被冤枉的光昊被火车撞死，头脑简单的朴警官辞职去汉城做起了推销员，暴躁的乔警官在一次冲突中被刺伤、感染，被迫锯掉左小腿，而冷静机智的徐警官深受现实的巨大打击，开始用酒精麻醉自己。凶手并没有再次作案，真相至此就像失落的亚特兰蒂斯，永远沉入了海底。

奉俊昊是韩国的怪才导演，只拍了四部电影便进入亚洲顶级电影导演之列。一个原因就是对社会话题的拿捏有度。光州事件之后的韩国走向了民主制，但很多思想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像影片中朴警官那种视罪犯如草芥的警察大有人在。民心依然需要安抚，制度依然需要健全，而奉俊昊电影那些明显的政治隐喻，敲打着每一个国人的内心。

严刑逼供到底对不对呢？芝加哥大学的公开课中曾讨论过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一个恐怖分子被抓，他在市中心藏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将会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死亡，唯一一个能让恐怖分子招供出炸弹所在地点的方式，就是用酷刑折磨他不满十岁的儿子。一边是炸弹爆炸大量无辜群众死去，一边是酷刑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此刻应该怎么做呢？或许你会选择牺牲那个孩子，来挽救大多数人的生命，生命都是无价的，一条生命换取成千上万的生命看上去似乎很划算。但是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正无穷加上多少都还是正无穷，因此说几个人的生命总和就要重于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争议的。

法律上有过一个名词叫做习惯法，它不是国家强制指定和执行的法律，而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规范。人类社会上，符合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的习惯逐渐演变成法律。再回到这个议题，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使用酷刑的影响并不是瞬时性的，而是会深远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以后如果再有危害公众的嫌疑人，我们是不是还要用酷刑？潘多拉的魔盒打开容易关上却很难，一个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走向民主更是需要艰难的历程，可民主变回专制，却只需要一瞬间。如果不用酷刑，眼睁睁看着大批无辜群众死去，又会对民众和社会的心理造成什么影响呢？除去无数生命的消逝不说，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和动荡，民众对政府的怀疑，又要拿什么来弥补呢？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玩味的话题。